2019年，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8周年，然而熟悉黨史的人可能會了解到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涉及一次關鍵的歷史性會議——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，而這一事件又關系到兩個關鍵的日子——七月一日和七月二十三日。那么，中共一大究竟是何時召開？黨又為何會選擇七月一日作為紀念的節日呢？這不得不從建黨之初的艱苦歷程談起。

中共一大：險象環生的秘密會議

十月革命后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。中國的先進分子，如李大釗、陳獨秀、毛澤東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，他們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，講解革命道理，組織工人進行斗爭。中華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黨的早期組織，這些地方分別是上海、北京、武漢、長沙、廣州、濟南。此外，旅居日本和法國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也成立了這樣的組織。這些組織當時叫法不一，組織上也還不甚成熟，但傳播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理想與使命相同，因此，后來統稱其為共產主義小組。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后，積極開展工作，推動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，正式成立全國范圍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漸漸成熟。

然而，舊中國的軍閥與買辦勢力對于這一新生的力量敵視有加。北洋政府自五四運動后對學生和工人進步運動的鎮壓，使得當時進步刊物的旗手《新青年》雜志的編輯部轉移到了工商業發達、工人隊伍穩固團結且有租界特殊環境掩護的上海。在進步思想傳播的基礎上，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由陳獨秀于1920年8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。當年12月，陳獨秀繼續南下廣州拓展革命影響，由李漢俊和李達先后代理上海方面的書記職務。他們利用上海的經濟與交通優勢，積極推動各地同類組織的聯絡，實際上起著全國交流合作發起方的作用。1921年 6月，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聯系下，李達、李漢俊與在廣州的陳獨秀、在北京的李大釗多次商議，決定7月在上海召開代表大會。由于時間倉促，旅法代表來不及回國與會，最終由上海、北京、武漢、長沙、廣州、濟南和日本留學生小組的13名成員及兩位共產國際代表與會，在上海舉行了這一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性大會。

然而這一光耀后世的盛典，當時卻是無人知曉的存在。為了保障與會代表人身安全，保證會議順利進行不被破壞，會前進行了許多部署，以掩蓋會議的政治性質：參加會議的外地代表接到上海小組邀請函，以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來到上海，然后統一安排在臨時租借的上海法租界私立博文女校內居住。而進行會議的會場，便是與宿舍僅一墻之隔的上海代表李漢俊胞兄李書城的宅邸，以便隨時撤離。代表們的議程也是晝伏夜出，時斷時續，盡量避免長時間不間斷地集中討論。

即便如此，會議中仍然出現了意外。法租界當局接獲情報，稱有共產國際代表入境，責成巡捕房華探大亨黃金榮進行調查，而黃金榮則派了手下的刑事科政治組探長程子卿來做“包打聽”跟蹤打探。程子卿遂在晚上一次會議時突然闖入李宅，搜索馬林與尼克爾斯基兩名“洋人”的行蹤。這引發了富有斗爭經驗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警惕，從而連夜轉移會場至另一位上海代表李達住宅，躲過了之后法國巡捕的搜查。代表們最終在祖籍浙江嘉興的李達夫人王會晤建議下，于翌日在嘉興南湖的游船上完成議程，順利結束了會議。這驚心動魄的命運轉折之夜，也成了與會代表們深深銘刻在記憶中的共同印象。

日期之謎的初步解決？七月一日紀念的提出

可惜的是，會議的機密性使得有關會議具體日期的記錄逐漸模糊。會議時，出于保密考慮，加之因意外倉促轉移，有關一大會議的第一手紙質記錄本就不甚豐富。加之創立我黨檔案制度，保存有最初會議文件的李達于1923年因不滿陳獨秀、張國燾家長制領導作風憤而脫黨，更使得早年探究黨的建立時間愈加困難，只能依靠與會代表的記憶共同勾勒。

然而與會代表的人數規模與犧牲奮斗、大浪淘沙的不同經歷，又使得溝通還原這一歷史記憶也成了艱難之舉。1941年，在黨成立20周年之際，為了緬懷建黨的艱苦奮斗歷程，鼓舞振奮軍民抗戰的士氣熱忱，中共中央決定就黨的誕生舉行紀念活動。這就需要盡快確定一大召開建黨的準確日期。然而此時參會的13位代表中，王盡美英年早逝，李漢俊、鄧恩銘、何叔衡犧牲在反動派屠刀之下，包惠僧、劉仁靜脫黨，陳公博、周佛海、張國燾叛黨，陳潭秋長期在共產國際和新疆工作（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）。經毛澤東、董必武回憶，認定黨的“一大”召開于7月，但具體開幕日期因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，無法查證明確，因此最終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，根據1938年毛澤東在《論持久戰》中“今年七月一日，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”的論斷，明確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，以此為核心開展紀念活動。

謎底浮現：七月二十三日的發現

今天，按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《中國共產黨歷史》第一卷上冊的說法：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晚開幕，24日開一天會，25、26日休會,27日、28日、29日、30日繼續開會。30日晚正開會時，突然闖進一名中年男子又匆匆離去，會議中止。31日，代表們分批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,在一艘游船上開了最后一天會。7月23日這個日子是怎么來的？在黨史上又當如何看待這兩個不同日期之間的關系？這就要從后世對一大開幕時間的歷史研究探索說起。

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

參與大會并經歷了法巡捕突襲的陳公博于1923年因投靠反動軍閥陳炯明而被開除中共黨籍，他于同年2月赴美哥倫比亞大學留學，并在翌年撰寫論文《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》，其中記載“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舉行”，由于此文在一大舉行兩年半后寫成，成了就記憶間隔時間而言較可信的一種說法。1961年，中國革命博物館工作人員李俊臣指出，《新青年》第九卷第三號（1921年8月）中陳公博發表的《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》一文：“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，心里很想轉地療養，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，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，而且我去年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，沒有度蜜月的機會，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。”實際上正是對赴滬參加一大會議的描寫，這也符合陳公博攜妻參會的事實。根據此文，陳公博離開廣州日期7月14日，抵滬是7月21日，并在翌日與兩位“外國教授”見面。由此可推知中共“一大”的召開日期在7月22日或其后。在時間段確定的基礎上，一大會議過程中的另一焦點事件，即法租界暗探騷擾與搜查的那一日，成了反向推定具體日期的另一論據。而根據各參會代表的回憶，普遍認定一大共進行九日，并在倒數第二天發生了暗探突訪事件。作為搜查事件的親歷者，陳公博在此事后驚魂未定，并未按照安排轉移至李達處另行討論，而是徑直回到所住旅館與自己妻子會面。因此，之后陳公博回憶稱，一大在上海召開最后一次會議的當天夜里，陳公博夫婦所住的大東旅館發生了孔阿琴被殺案。殺人案引起的騷動使得留在旅館的陳公博夫婦如驚弓之鳥，匆匆返回了廣州，未再參與之后在嘉興南湖的議程。這樣一來，學者們很快根據1921年8月1日上海《新聞報》刊登的《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》的消息，以及8月2日的后續報道《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》，從而確定了7月31日凌晨這一案發時間點，從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，恰好是7月23日。這就使兩方面的時間推斷得以統一，形成了一個合理的證據鏈。

這一研究成果上報到中央后，得到了當時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喬木的稱贊，中央書記處專門就此討論了是否修改建黨紀念日的問題。但考慮到全黨幾十年來形成的習慣，再加上當初毛澤東只是確定“七一”為建黨紀念日而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誕生日，因此中央決定具體紀念活動日期不予變更，只在黨史中進行修改明確。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，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《中共黨史大事年表》正式將黨的生日確定為7月23日。

“兩個生日”背后的奮斗史

雖然中國共產黨已經確定了每年的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，但也在黨史之中明確肯定了7月23日這一研究成果。不過，這兩個“生日”背后，與其說是矛盾，不如說是我黨我國對于往昔初心的不斷探索。建黨時代崢嶸歲月下的嚴酷歷史限制，抗戰時期保家衛國鼓舞人民的迫切歷史需要，建國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的嚴謹歷史探索，都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不斷改革自身，適應歷史發展的強大生命力。無論是作為精神傳統為全黨全國所共同慶祝懷念的7月1日，還是作為歷史傳承在一大會址所銘刻的7月23日，都已經超脫出了日歷上的簡單一頁，化為了中國人民艱苦奮斗，走向自立自強，實現民族復興的共同記憶與共有精神。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時，曾三度造訪一大會址；十九大后，他在參觀一大會址時評價說：“毛澤東同志稱這里是中國共產黨的‘產床’，這個比喻很形象，我看這里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。……我們黨的全部歷史都是從中共一大開啟的，我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。”這段考證建黨日期的歷程，無疑也正是貫穿歷史，追溯這一精神家園過往的初心之旅。